5月底，香港特区候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，就香港回归15周年、香港未来的发展、任内施政举措等方面畅所欲言。他表示，在未来5年任期内将履行选举承诺，行之正道、稳中求变，和700万香港市民一起携手建设更繁荣、公义和进步的社会。

行之正道，稳中求变

记者：您觉得是什么力量让您在前不久的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中胜出？您政纲中哪一条打动了香港民众？

梁振英：不敢说是打动了香港民众的心，香港现在是选举委员会制度，由1200位委员投票选出行政长官候选人，再由中央任命。但是我深知，当行政长官必须得到香港民众的支持和认同，所以我在选举和候任的过程中，一直坚持“落区”，用内地话说就是“走基层”，接触大量的香港市民，不仅是为了宣讲我的政纲，主要还是了解各方面的情况、听取意见建议，汲取民间智慧。

香港社会过去15年取得了很大进步，也累积了不少问题，香港市民求变的呼声普遍比较高。所以，我在政纲中提出了八个字：行之正道，稳中求变。我这个“变”，不是剧变，不是突变，而是稳中求变。我知道内地有一个说法叫“稳中求进”，两者概念差不多，不过我的重点还是放在“变”上。

记者：我们知道，您在政纲里用大篇幅来阐述改善民生，请问您将采取哪些措施来落实这一点？

梁振英：今天的香港已是一个国际大都会，相当繁华。但是我记得，我小学毕业的时候，班里有超过一半的同学没有机会上中学，现在跟我同年的许多人大半生从事体力劳动，收入不高，所以现在房屋、养老、医疗等等都是比较突出的民生问题。

所以，民生问题在香港是比较突出的。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，香港人均GDP(本地生产总值)在世界上排名20位，200个经济体中我们排20，不错了。但是，如果细看GDP的分布和工资的分配，我们就会发现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比较大。因此，2011年的时候，我们就通过法律的手段来促成更加合理的分配，这个方案通过立法已于去年5月1日开始实施了。对香港来说，经济发展是一头，二次分配是一头，二者要兼顾，不能失衡。

“人心回归”是一个长期过程

记者：7月1日，您将就任特区行政长官，当天也是香港回归15周年，您怎么看待回归以及回归15年来香港的发展？

梁振英：回归有两重含义，一是法理上的回归，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于1984年签署联合声明，13年过渡期后，也就是1997年，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，成立特别行政区，通过基本法落实“一国两制”、“港人治港”、高度自治，这是法理的回归。15年过去了，香港的发展验证了“一国两制”构想的伟大。

另一方面，香港毕竟由外国政府管制了100多年，在人心的回归方面，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，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，包括香港民众的国民教育，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，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。

今天大家来香港很方便，我们到内地去更方便。但这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事情，2003年之前我们还没有“个人游”，来香港的内地朋友还要“团进团出”。我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时候，23岁，到深圳去义务搞城市规划，那时候每天过关去深圳的，大概40人左右，现在一天20万，所以我们看香港跟内地、香港跟国家的关系，不能完全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去理解，香港游离祖国100多年，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到，但不能操之过急；事情要解决，但要一步一步地解决。

两地合作共赢空间巨大

记者：背靠祖国、面向国际是香港的一个发展优势，应该如何用好这个优势？

梁振英：国家“十二五”规划有一句话，叫“支持香港巩固与提升国际金融、贸易、航运中心地位”。国家支持香港一方面是巩固，巩固什么？就是巩固金融、贸易、航运的国际中心地位，不能丧失。一方面是提升，怎样才算提升呢？我觉得这两个字需要深思，如果我们的码头货物吞吐量增加一倍，这只是扩大了业务量，但不算提升。

香港和伦敦都是国际航运中心，但是伦敦没有港口，伦敦仅有一条河，那伦敦怎么成了国际航运中心呢？伦敦做的不是岸上的操作，它是在办公室里做船舶的买卖、租赁、登记、融资、贷款、保险，做的是船舶管理服务，做的是所有这些活动所需要的法律服务。你看，香港和伦敦之间的差距就出来了，人家做的比我们做的技术含量高得多，同时人家做的这个经济产值、人员收入也比我们多得多，要是香港能够发展成为伦敦那样的国际航运中心，那就是我们“提升”了。

我们国家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上的航运大国、船舶大国，很需要有一个像伦敦那样的国际航运中心。香港在这方面很有条件，在全国600多个城市里面，我相信香港是最有条件的，我们可以给国家做好服务，同时香港也会从中受益。

多给年轻人创造成长机会

记者：您在政纲中提到要给基层人士提供成长空间，在您看来香港人向上流动的空间不够的原因是什么？

梁振英：我们50年代在香港出生的一代，离开学校的时候碰上香港经济发展的旺盛期，那个年头，你要是好好干，年底老板加你薪水，不加20%、30%你要跳槽的。一是经济发展速度快，二是人员外流比较多，三是外聘人才成本高、用人本土化，这就给本地人才尤其是年轻人的成长创造了便利。

所以未来5年，我们要适度提高香港的经济发展速度，政府对经济发展应该有所作为，特区政府将会制定一系列的产业政策，把官(政府)、产(产业)、学(学校)、研(研究)结合起来，科学论证，推动经济发展。

同时，我们还要打造好香港的体外经济，为在外面工作的香港人创造发展条件。所以4月份我到北京接受中央政府的任命，3天行程很紧张，但我还是坚决地挤了几个小时的时间，到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会见了100多位在北京工作的香港人的代表，给他们打气，也听他们的心声。8月份我会派一个代表到上海，跟在上海工作的香港人见面。特区政府可以给他们做好服务，使得他们在内地可以有更好的发展。要是我们能够再多一些中层、高层的人士选择“出去”工作，就会出现类似30年前我说的人员外流、用人本地化的效应，这就给基层民众创造了上升的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