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集边疆、民族、山区、贫困于一体的省份：全省共88个贫困县，27个深度贫困县，8502个贫困村，其中有3539个深度贫困村、331.9万建档立卡贫困户，贫困户超过全国总数的1/10。这里就是云南，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。

多年来，一批批来自上海、广东、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援滇干部，不辞辛苦行走在贫困地区的谷底山间，用双脚丈量贫瘠的土地，用双手建出喜人的农村新貌，带给农民脱贫的信念，激发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虽抛家舍业、惦念亲人，但援滇干部坚定地说：“这是一场不悔的约会。”

千方百计啃下硬骨头

突出产业帮扶，增强脱贫内生动力

怒江傈僳族自治州，我国最贫穷的边疆民族地区之一，98%以上土地为高山峡谷，“有天无地，有山无田，有人无路”，典型的“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”。2016年8月，中交集团驻怒江扶贫工作组组长，泸水市委常委、大兴地镇党委副书记、自扁王基村第一书记王慧奇第一次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。

“当我走进高山村寨的贫困户家中，真正面对四壁透风的板房，衣衫不整、神情黯淡的农户时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”这个面色黝黑、神情严肃的北方汉子谈起当时的情景，语塞凝噎。

时间短，脱贫任务艰巨。为找到一条适合自扁王基村的脱贫路，王慧奇多次深入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村寨、村民小组，走访建档立卡户上百家。有的村组不通公路，他就徒步进村，一走就是一天，来不及返回，就住在农户家里。

两个月的走访调研，王慧奇掌握了当地群众的贫困状况和致贫原因。结合实际确定了“以帮扶一批致富带头人、一批土特产经济人、一批能工巧匠和一批外出务工人员为抓手，快速发展种植、养殖业合作社和集体经济+危房基础设施环境改造+个别农户精准滴灌”的帮扶思路。

土地紧缺、道路条件差、自然灾害多，发展哪种产业项目是难点。王慧奇先后联系周边发展较好的乡镇和省内外较发达地区，带领镇村干部和扶贫工作队员走出去学习调研，选准了火龙果种植和肉牛养殖项目，投入项目资金216万元。

“刚把这100头西门塔尔牛运到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上时，王书记一连几天都住在牛棚边，观察肉牛适应情况。母牛下崽的时候，他整晚待在牛棚，怕有什么闪失。”肉牛养殖合作社农户张建生说。

一年辛苦耕耘，60亩火龙果长势正旺，100头肉牛膘肥体壮，将带动153名贫困户脱贫。

“产业帮扶推进难，但可以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动力，是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。”珠海对口怒江扶贫协作工作组组长张海军说，怒江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导致发展传统的第一、二产业的要素缺乏，不具备发展大规模种养业的土地条件，现有的零星产业普遍小、散、弱，帮扶难度较大。

办法总比困难多。针对怒江独特的地理环境，珠海的帮扶干部探索了分散组织生产、集中规模经营的产业帮扶模式。为找到合适的种养项目，张海军一年跑了4万多公里山路，碰上下雨天车胎打滑，车外侧就是悬崖，走不是，停也不是，连生命安全都没法保障。珠海工作组最终选取了适宜生长的羊肚菌，星星点点般在怒江10个乡镇15个村完成下种，以燎原之势带动当地贫困户脱贫致富。

珠海工作组到怒江扶贫一年多来，已联系5家珠海国企投入2500万帮扶怒江产业发展，并在珠海举办怒江特色农副产品展销展示会和怒江旅游文化宣传、招商推介活动，双方企业签约金额达7250万元。截至2017年底，珠海市共投入各类资金2.8亿元。

缺氧不缺精神 艰苦不怕吃苦

抓好教育医疗，避免因病因教返贫

2016年6月，上海市第十批援滇干部王忠民、陈超和王晓华，带着激情与梦想，来到雪域高原和迪庆藏族自治州干部群众一起参与到脱贫攻坚中。

蓝天白云、雪山草地、青山绿水，是迪庆给援滇干部的第一印象。然而，从零海拔的上海来到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的藏区，援滇干部要时刻承受高寒缺氧、头晕胸闷、气喘失眠等煎熬，还要面对饮食不习惯、语言听不懂、气候不适应等困难。王忠民由于强烈的高原反应长期失眠，体重一下掉了20斤，可他还是冲在脱贫攻坚一线，从不退缩。

到藏区后，他们凭着缺氧不缺精神的勇气，奔跑在迪庆的高山、草原、河谷间，冒着随时可能塌方落石的危险，翻山越岭、走村入户了解致贫原因、群众需求，积极探索社会参与扶贫协作新思路。

了解到德钦县学生就学困难实际后，王晓华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，及时对接上海正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到县里考察，公司与德钦县中学签订了3年助学协议，每年为75名家庭贫困且学习优秀的中学生提供2000元的助学金。

针对迪庆州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较高的情况，3位援滇干部多次往返上海与各部门协商，在上海市合作交流办的帮助下，上海市志愿服务公益基金会与迪庆州签订了3年协议，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在当地儿童中开展先心病筛查和治疗。目前已筛查7400多人，第一批需要手术的患儿已在上海完成手术。

“不仅要治病救人，还要带给村民正确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理念。”珠海市对口帮扶怒江州的挂职干部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丙中洛镇卫生院副院长管延萍说。

2017年6月，管延萍到丙中洛镇3个月后，第一次组织镇卫生院入村给村民体检。等了一上午，体检点空空荡荡，没一个人来。“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贫困因素，村民医疗保健意识非常低，有了病挨不住才到医院，生活方式也极不健康。”管延萍心痛地说，“一些村民整天泡在酒坛子里，因为饮酒过量失去年轻的生命。”

地处偏远、交通不便、信息闭塞，丙中洛镇落后的医疗水平牵住了管延萍的心。她丢下儿子一人在珠海，将半年帮扶期延长到三年，手把手教乡镇医生使用彩超、心电护理仪等设备，积极联系单位购买书籍，对医护人员集中授课、重点示范。在日常诊疗、进村体检、急病抢救中，开展传帮带，把专业技能、医疗理论传授给医护人员。

要走出去 更要稳下来

注重劳务输出，实现迅速脱贫

“文化素质低、对外交流少、思想观念封闭”，广东省第五扶贫协作组秘书长张义强在对口帮扶的昭通市调研发现，一些窝居在大山深处的村民世代安于贫困，被动等待政府救济，内生动力不足，脱贫难度大。

扶贫先治愚。为了在根源上阻止新生贫困、隔断代际贫困传递，2016年9月，广东省东莞市、中山市对口帮扶昭通市后，就把职业教育和劳务输出放在重要位置。

“昭通市贫困人口数量、深度贫困县数量全省最多，省内每4个贫困人口中就有1个昭通人。”张义强说，因为贫困，昭通市每年有4万多初中生无法继续入学。

为解决初中生出路问题，东莞市和中山市商定2017-2019年两市中职学校在昭通市每年定向招收一批初中毕业生，毕业后在广东推荐就业。去年东莞、中山招生2150人，其中贫困户家庭学生1580人。

“每年春节后，东莞都会出现用工潮，我们就抓住这个时机，把昭通的劳动力送到东莞。”广东省第五扶贫协作组组长陈智武说。

不过让陈智武意外的是，2017年底，外出务工的7名昭通人，干了半年后又返回村里，怎么劝也不回东莞了。一问才知道，村民入厂后，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整体素质偏低，接受专业培训少，很难胜任技术含量高的岗位，适应不了快节奏的工作环境。

不仅要把贫困户送出去，还要保证他们快速适应新环境、新岗位，稳定就业。东莞和中山两市积极协调当地有关单位，分别建立劳动力转移就业精准对接平台和机制，强化技能培训和服务保障，变群众自发的、没有保障的外出务工为有计划的、有保障的劳动力转移就业，推动增收脱贫。

“我们在珠海和怒江互设劳务服务工作站，建设‘怒江员工之家’，多方关爱服务，促进精准对接和稳定就业。”张海军表示，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，能在短时间内脱贫，形成培训输出“帮扶一人、致富一家、带动一村、影响一片”的良好效果。

目前，昭通市累计输出10777人次到东莞市、中山市务工，其中贫困人口2992人。珠海市累计转移就业2183人，其中贫困人口1106人。

深夜10点，记者跟随援滇干部行走在贫困山村，四处悄无声息，高山峡谷间孤寂寥寥的灯光闪烁。这些来自一线城市的优秀干部告别都市的喧嚣和霓彩，无怨无悔地奋战在无数个深夜和凌晨，努力打赢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。

据统计，近年来共72家中央和国家机关挂包云南15个州市、82个贫困县，仅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央帮扶单位累计在云南投入资金达14.25亿元，帮助引进各类资金263.2亿元。上海市帮扶云南22年来，共15个区结对帮扶云南省13个州市、74个贫困县，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47.26亿元，帮助9.82万贫困人口脱贫。广东省帮扶云南一年多来，累计投入财政帮扶资金4.3亿元，帮助近2万贫困人口脱贫。

山高挡不住砥砺前行的脚步，水长流不尽戮力同心的汗水。援滇干部和云南民族同胞相信：“终有一天，农村会变样，山顶牛羊欢，两岸花红映朝阳。”